ld乐动体育app官网:我留着你的名片

　　名片如今少见了，过去却是一种惯常的社交礼仪，初次见面，双手奉上，是一种郑重其事的礼貌。印制好的名片装在一个透明塑料盒里，100张一盒，很快发了出去，收回来的名片也填满了盒子。日积月累，估计至少有七八千张了。翻看一张张名片，眼前会晃动一张张脸庞，有的清晰，有的模糊，有的竟然全无印象。前两天和一位朋友发微信，我对他说，我还留着你的名片，引发了彼此岁月不居的感慨。

　　串联亲朋好友的方式很有意思。我们父辈是一两张纸片，上面写着寄信地址，后来加上邮政编码，再后来又加上电话号码。到了我们这里，则是一本通讯录，接着是换成厚厚的名片簿。但我弃簿留盒，用一些拇指大的白纸，写上“A”“B”“C”“D”……分别贴在名片盒上，然后按姓氏的第一个拼音字母，将名片分门别类存放，使用时探囊取物，唾手可得。有了智能手机后，通讯录整体引入迁进，彻底摆脱了纸质记录。等到微信问世，见面时扫一扫，你我便留存在彼此的通讯名单中。

　　人的一生会遇到数百万人，会相识数万人，会走近数百人。上世纪90年代，英国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宾·邓巴提出一种理论：一个人交朋友数量的最高上限是150人，因为生物学研究结果表明，人的大脑认知能力是有限的，有一个极限阈值，它限制着物种单个个体搭建社交网络的规模。现在的微信朋友圈好友上限是5000人，这本被异化了的“通讯录”，更像是一个熙熙攘攘的社交平台，你来我往，面熟陌生。

　　与人交往，留下姓名，愿人家记住自己，这在名片普及流行的年代，创意层出不穷。有人在上面印了十几排头衔和职称，正面放不下转到背面，似乎非如此不足以体现身份。前不久去世的黄永玉对此很不服气，他的名片上没有电话，没有单位，没有官职，只有一个他自创的头衔：黄永玉享受国家收费厕所免费待遇（港、澳、台暂不通用），很有“粪土当年万户侯”的气势。

　　至于名片本身更是五光十色，凹凸的、镂空的、带香水的、木质的、金属的……印象深刻的是，南京某集团老总递给我的一张名片，PVC材质上包裹一层金箔，时至今日，名片依然光彩熠熠，姓甚名谁却了无痕迹，有一种买椟还珠的幽默。

　　过去能留在通讯录的都是觌面相逢，现在可以不露脸面隔空互加微信。以往记在通讯录的朋友彼此见字如晤，如今看到有些信息竟然不识发信息的人。微信时代，空间太小，没有了闪展腾挪的余地，一些朋友会在自己的姓名或昵称前面，加写上“A”，意犹未尽的还写成“Aa”，一定要占据你通讯录的榜首位置。他不知道，即使排在最前面，你也不一定会占据别人心中的位置，却可能在“朋友权限”中被定位为“仅聊天”。

　　我有一本上世纪90年代的通讯录，上面陆续记有五六百个联系人的姓名、寻呼机和电话号码，纸张泛黄，字迹漫漶，我将其视之为友谊的象征物品。那时候有什么事情，一个电话打过去，得到的是一片热情和坦诚。现在通讯录洋洋洒洒，但缺少和而不同的氛围，一言不合，拉黑了之。也不知为什么，一些人很看重自己是否被拉黑，他们时不时地会用种种方式去测试，一旦知道谁屏蔽了自己，睚眦之怨，同等回报。前些时候，我和原单位同事在微信中有些小争执，最后对方告诉我说：“拉黑了。”开始以为是一个玩笑，过两天再发微信去，跳出来“对方拒绝接受您的消息”。与悄悄拉黑不同，这是一次事先张扬的“割席分坐”，如果换作我，说不定还会再附上一封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详述原委，体面分手。

　　年岁大了，经常有老同学、老同事谢世的消息，通讯录里要不要删除？大卫·伊格曼在《生命的清单》写道：人的去世，是生物学上死亡；人们来参加葬礼，怀念追思，是社会意义上死亡；而只有当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的人将他遗忘，才是真正的死亡。选择不删除，或许是对已故者存在的最好举动。在我们“同学少年”小学群里，一位同学走后，他老妻沿用他的微信继续留在群里，逢年过节她送来祝福，不时转发一些信息，把臂言谈，仿佛老同学并没离去。

　　那天离开单位时，我是将一包名片带回家的，拎在手中十分沉重。名片不能移交他人，扔了也有违隐私保护。归途中突然想到东汉的郭泰，“载刺常盈车”，他收到名片需要用车辆来装运。而汉末的祢衡自视甚高，不投机的绝不给名片，时间久了，名片上的字都磨灭了，是谓“刺字漫灭”。其实他们得到的和看重的不是一张纸片，而是交往的人和交往的情缘，因物兴感，我也分明领悟到了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心境。